至人之用心若镜：不将不逆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

对这样一部书的基本定位，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：《易经》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需要，它是对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和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。其实，不唯孔子，在中国历史上给予《易经》以极大关注的思想家可谓比比皆是。

在这一意义上，有人说：不懂周易，就很难懂中国哲学。因此，在当前的《周易》研究中应坚决克服本末倒置的现象，坚决反对一些人直接或间接地热衷于作为《周易》的形式和外衣的占筮或所谓预测功能，注意把《周易》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带有的占筮形式和后人的占筮迷信同《周易》本身所具有的理性和科学的内容区别开来，注意研究《周易》所包含的古老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信息，注意研究《周易》中所蕴含着的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艺术等方面的思想，注意研究《周易》同整个中国文化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，注意研究《周易》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。我们今天所见的以《周易》名义出现的许多迷信的内容，实是后人附会的结果。正确的办法就是要和它面对面，把它放到阳光下面，因为神秘最怕见阳光，神秘最怕面对面。这座神秘的殿堂又是由神秘的砖块砌成的，同时又加上了三圣、四圣的塑造，所以，直到现在还散发着神秘的幽光。

《易经》是一部难读的书，但它为什么吸引了古今中外那么多的学者？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，又说孔子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，可见其用力之深。所以，我们学习《易经》，就是要直接面对《易经》原典，通过对《易经》六十四卦原文的逐字逐句的解读，领会《易经》思想的本义，领会《易经》和先秦诸子、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，和我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，从而撩开被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蒙在周易上面的神秘的面纱，还《易经》以本来面目。王阳明在知行合一说中，贯彻了这一思想理路，他说： 经，常道也。

《易传》对儒学真正具有创造意义的发展，是它完全自觉地力图将形上之天（道）与形下之人性融合在一起，天道之阴与阳，地道之柔与刚，人道之仁与义均内蕴同一之本性，所以就人性修存而言，尽性，即将先天固有之善性拓展开来就等于是穷理、至命，这也就是孟子所云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则知天矣（《尽心上》）[5]所要表述的思想性格。（卷三《传习录下》）[2]悟得此理、此道的人，便是《易传》所说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（卷二《传习录中》）[2]但是，良知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，也不是自动能显发出来的。他认为朱熹的格物说有两个错误：其一，求理于外物。

自强不息，所以致其功也。忠信，为君子品德修养所必须达到的境界，进德修业则是实现这种境界的阶梯。

日之出地，日自出也，天无与焉。（卷三《传习录下》）[2]要时刻把良知贯彻到行为实践中去。行之在后，故曰‘坤作成物。人若能修辞立诚，率性于道，便是践行了圣人尽性至命之教，这样，《中庸》的性、道、教与《周易》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便圆融为一体，‘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，‘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，如《易》所谓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。

君子体夫雷风为《恒》之象，则虽酬酢万变，妙用无穷，而其所立，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体，是乃体常尽变。知行合一只是解决了工夫论的方向，即求理于吾心、知行合一并进的问题，以消除心、理为二、知、行为二的弊端，至于如何向内作工夫，知行合一的思想却不能提供，而致良知说却将这些难题一并解决，它结合易道，完善地表达了关于本体、工夫一致的思想： 良知即是易，其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惟变所适。宋明儒学思想探讨问题的方式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，即它把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问题贬斥为背景问题，或归结到伦理学的范围之中，确实，在要求完全认识自己的强烈愿望的驱使下，宋明儒学家所主要关心的问题似乎是一个全面的心理过程，即如何成为圣人。（卷四十一李贽《阳明先生道学钞序》）[2]是乃一语点出阳明学问之大本大源。

每个人的心中虽然都存在本然之良知，但还需要道德主体做明心见性、去病除蔽的省察克治工夫。二、良知即易：彻底的内求工夫 王阳明在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以后，其思想又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，在经历了进一步的生活磨练之后，又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。

《易》谓‘知至至之，知至，知也。致良知，就是要把握自己先天的至善本质，又要在事事物物上做为善去恶的工夫，以去掉蒙蔽于先天良知上的昏翳，就可以达到一个崇高的境界。

近世格物致知之说，只一知字，尚未有下落，若致字工夫，全不曾道着矣。（卷一《传习录上》）[2]而立志的先决条件决非是一种非理性的狂热，而是一种清醒的理性认识，认识到良知内在于人的道德主体，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，则志有定向，而无支离决裂，错杂纷纭之患矣（卷二十六《大学问》）[2]。天地之道，亦惟常久而不已耳，天地之道，无不贞也。(卷二十三《玩易窝记》)[2] 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阳明居夷穷困而读《易》，所以李贽说：先生之书为足继夫子之后，盖逆知其从读《易》来也。（卷三《传习录下》）[2]良知与易道具有相同的品质，易道即天道，故良知即天（理）。君子之明明德，自明之也，人无所与焉。

因为在圣人那里，人的自然生命的本质和道德生命的本质获得了圆融一致的和谐，若真正满街都是圣人，则整个社会自然均获得圆融和谐的氛围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自然实现。阳明释《恒》卦云： 《恒》之为卦，上震为雷，下巽为风，雷动风行，簸扬奋厉，翕张而交作，若天下之至变也。

率性而行，则性便谓之道。心之德本无不明也，故谓之明德。

有时而不明者，入于地，则不明矣。[6]王阳明所追求的理想人格，与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也没有本质的不同，只不过有其独特的表述。

同样是运用了《周易》的思想资源。‘先天而天弗违，天即良知也。看来，关于什么是圣人，及为何要成为圣人的问题并不如怎样成为圣人的问题，更能揭示出这一思想的特征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

较之知行合一说，致良知说有一定的优势。且工夫论发明在先，首重知行合一之说，然后才侧重致良知之说。

惟有如此，才能使为善去恶的工夫落实到实处，才能将成圣工夫贯彻到底，积久不易，刚健自强。（卷三十四《语录上》）[4]但王阳明却不同意其思想先驱的这种知先行后的观点，提出自己独特的知行合一说，其具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：其一，求理于吾心的内向工夫。

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在理论上上继先秦心性之学，下集宋明以来心学之大成，主观唯心论的宇宙论，到阳明可谓达到了成熟(第71页)[1]，确为不刊之论。静坐息虑，去除私欲，此心之本体，即良知者，寂然不动，便是未发之中，便是廓然大公，自然感而遂通，自然发而中节，自然物来顺应。

君子彰显这与生俱有的内在善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，只要去其私欲之蔽就自然昭明。（卷五《与陆原静二》）[2]致良知，就是要教人的道德观念和修养行为融为一体。其二，知行一致的并进工夫。众所周知，正德三年（1508）的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的催化剂，在此瞬间，他对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有了超越性的体认，是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的关键时刻，而此关键时刻实际上是由《周易》催生的，其作于龙场的《玩易窝记》云： 阳明子之居夷地，穴山麓之窝而读《易》其间。

（卷七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）[2] 心、性、命只不过是天道在不同形式上的不同表现，其内涵是完全一致的，子思性、道、教皆从本源上说，天命于人，则命便谓之性。在论析阳明心学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时，都忘记点明前者与《周易》思想的继承、发挥和再创造。

这种人格，充溢着伦理气息的主观精神，能起到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功用。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可以从《周易》那里找到思想渊源。

《易传》中无论是成德为行的要求，振民育德的勉励，反身修德的告戒，自昭明德的命令，无不是在要求成就一种光明俊伟的人格。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，阳明学说先建构起心即理的本体论，然后从本体论中引申出知行合一，致良知等工夫论，而是相反，他从圣贤典籍中揣摩，从生活中体悟，获得的工夫论才是其思想的基础，其本体论只是修身工夫论的理论诠释。